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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火车继续往北开，哐当哐当，节奏一成不变。

    窗外的天已经黑透。

    田野、村庄、山脊线，全部被夜色吞没，只剩远处偶尔闪过一两盏稀疏的灯火。

    车厢里的灯亮着，暖黄色的光把玻璃窗变成了一面镜子，映出车厢里的人。

    打盹的、剥花生的、低声说笑的、抱着孩子哄的……

    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
    那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把报纸折好，塞进衣兜，站起来，拉了拉夹克的下摆，手指划过衣襟，动作不紧不慢。

    然后朝着车厢那头走去，穿过过道，经过那些打盹的旅客，经过顾延铮安排的老兵，推开前面一节车厢的门。

    这节车厢里还有三个人是他的人。

    一个坐在中间那一排，穿藏蓝色中山装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手里捧着一本《红旗》杂志，翻得很慢，像是在逐字逐句地研读社论。

    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下乡干部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指甲剪得干干净净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干部气质。

    但他的眼睛从不离开杂志上方一寸视野，那里面装着顾延铮他们三人的身影，从上车开始就一直盯着，盯了整整一路。

    一个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穿灰色卡其布工装，袖口挽到小臂，露出结实的前臂和一块老式上海牌手表。

    靠着车窗，歪着头，看起来像是睡着了，怀里抱着一个帆布工具包，包搁在膝盖上，一只手搭在包盖上。

    他的包很沉，火车晃一下，包就往膝盖下滑一寸，那人在睡梦中把包往上提一寸，手在包盖上没离开过一秒。

    包里面装着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在前面一节车厢，靠近列车员休息室的位置，穿铁路职工的蓝色制服，袖子上别着列车员的臂章，手里拎着一把长嘴铁皮水壶，偶尔给旅客续水。

    他的眼睛在整节车厢里来回扫视，没有东张西望，是慢的，从容的记下每一个穿便衣的、身材精干的、坐姿和普通乘客不太一样的男人。

    那些人是顾延铮的兵，是他们要拔掉的钉子。

    一个假干部，一个假工人，一个假列车员，再加一个穿灰色夹克的。

    四个人，不人多。他们手里有几把手枪，还有炸药包。

    足够了。

    对一个火车上封闭的车厢来说，四把枪抵住前后两道门，那就是瓮中捉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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